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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媒:美英或与“反对派”勾结策划三招反制
. 香港《文汇报》1月29日文章 原题:“沮丧”之后,美势力三招谋反制 据一名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有接触的反对派成员透露,在元旦游行之前,几乎所有反对派团体都认为,在梁振英民望低迷,以及免费电视牌照事件影响下,势会推高参与游行的人数,预计人数可达10万甚至更多,而“占中电子公投”人数也将超过15万。结果,只有1.3万人参与游行、6万人参与网上投票,这个数字令希望打击梁振英的反对派大失所望。当时就有美国相关人员致电反对派骨干,了解情况,称“这是令人沮丧的结果”。该名反对派成员表示,以他的多年经验相信,美国驻港机构会在第二天发予总部的报告中,反映香港反对派的表现,此报告会影响到美国有关机构对港政策的调整。
美近期对港颇感“沮丧”
从去年底至今年1月,特区政府的高效施政以及中央政府的冷静应对,打破了美国在港人员的旧有观感。一个明显的现象是,香港的舆论离美英越来越远,不信任度不断增加,再没有舆论敢于明目张胆地鼓吹“亲美”政策。元旦游行的惨淡局面,对于一心要以“占领中环”为推手,占领香港政治高地的美国人来说,更象是一记狠狠的棒喝。他们没有想到,多年来一手经营的破坏香港特区政府有效管治的努力,竟然会换来这样一种结果。“沮丧”一词与其说是反映了香港反对派的内心感受,不如说是美国人自己内心感受的写照。
尽管“沮丧”,但美国人不会轻易放弃香港阵地。从当前种种迹象分析,以及综合香港政界人士的看法,估计美英在港机构今后一个时期会从三个方面策划实施反制行动。
一是以新闻自由离间两地关系。去年至今有多间媒体的主持人及主要编采人员出现变动,在信息高度发达的香港社会,这本是正常的事情。但反对派却将此上升到新闻自由的高度,指责中央政府意图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,并不断发起所谓的“捍卫新闻自由”黑衣行动、一人一信行动等;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还在立法会上提出捍卫新闻自由的动议,表面上是在讲香港的事情,实际上是对着北京去的。据悉,反对派在美英当局的支持下,正在策划一场能够全球关注的运动,届时CNN、彭博社等一些外国及境外媒体,将加入报道行列,从国际角度作出不利于香港的宣传报道,配合美英重掌香港政治的“话语权”。
二是推动国际民主声援。这种“国际声援”运动是惯用的手法,每到重要关头,总会出此策略。而不同于以往的是,今年香港有落实行政长官普选办法以及反对派计划“占领中环”的事情,给了反对派足够的借口去邀请外国势力加入。据称,今年4月或5月,将有大批所谓的国际民主学者访港,支援香港反对派,并在各种场合挑衅、攻击中央政府。当中除了“商讨日”的两名创立人之外,还将包括荷兰、德国、波兰等多位“研究民主发展”的学者,全心全意以所谓出席研讨会的名义,到港支持反对派。
三是鼓吹公民觉醒,煽动对抗。美英当局明白,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香港,不利于他们发挥影响力。只有一个纷扰不断、民怨四起的社会,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运作空间。因此,将会通过鼓吹公民觉醒,以实际的财力物力支持香港的反对派团体,推行所谓的抗争行动。但是这种“公民觉醒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教育,而是意图通过“民间团体”、“网络组织”、“青年行动力量”等非政党化名义的团体,以激烈的冲击手段、极端的政治口号,去改变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尊重与认同。意图用成百上千件具体事件,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必要的抗击与反制政府的力量,当中青年与学生,无疑是最重要一环。
陈方安生又被推了出来
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例是,陈方安生偕同公民党主席余若薇,于1月初推出一份名为“解‘毒’政改咨询文件”的意见小册,当中列举了种种所谓的证据,意图说明政府的咨询文件“瞒骗香港人”、“不给香港真普选”。实际上,陈方安生及其“毒文”针对政改咨询报告所列的“证据”,目的并非要推动政改咨询的顺利展开,恰恰相反,她意图通过这种混淆视听的方式与文件,去误导反对派支持者,误导公众,为其违宪的“公民提名”方案鸣锣开道。
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访港,与香港各界人士会面时,全面澄清了政改的原则性问题,当中强调的依法落实普选原则,获得多数市民的认同,反对派因此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,因为目前公众对基本法的认同远远大于所谓的“国际标准”,反对派的“阵地”逐渐失去,正在面临无险可守的境地。今年元旦游行结果,是最好的证明。
陈方安生平时常以39年公务员生涯的“政坛元老”自居,但熟悉香港政治的人都明白,她当年突然离开特区政府,突然参加七·一游行,突然参选立法会议员,背后都是受“高人”指点。同样,她2013年4月24日成立“香港2020”组织,同样有着很深的政治原因。她之所以不顾事实,故意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性决定,目的是要为违宪的“公民提名”(2017年行政长官参选人)鸣锣开道,也是为余若薇参选做好铺垫。但她选择这个时候出手,不见得是她本人的主观愿望,而是幕后政治势力需要她在这个时候站出来,做一点挽回政治局面的事情。
余氏对政府政改“斯文”绝非本意
陈方安生推出这份“毒文”完全在意料之中,但令人稍感意外的是,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竟然中途加入,成为这份“毒文”的共同发起人。余若薇不是有公民党的平台吗,何必要变换平台?如果回顾余若薇的经历,那么她今天的举动其实并不奇怪。
实际上,在幕后操纵陈方安生与余若薇的是同一批人,而余若薇又是反对派极力计划推出的特首候选人,她必须保持一定的公众关注度,但碍于公民党主席的身份,任何她提出的方案与意见,都会被冠以公民党立场,这并不利于她灵活开展特首选举的热身活动。但陈方安生发起成立的“香港2020”组织,则为她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平台,她积极参与其中大概有两个目的,一是测试公众反应;二是为日后公民党提出的政改方案一旦不受欢迎,她好有个地方退避三舍。
就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而言,留给美英势力的时间已经不多,在中央政府牢牢把握普选主导权、特区政府全速有效运作之下,如果有人硬要将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拖入香港的选举中,那么,香港在2014年必定不会太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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